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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6] 池田温：《中國古代籍帳研究·錄文》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，第609頁。
[27] 榮新江：《曹議金徵甘州回鶻史事表微》，《敦煌研究》1991年第2期，第3～4頁。
[28] 鄭炳林：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414～415頁；姜伯勤、項楚、榮新江：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版，第301～302頁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7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5頁。
[29] 榮新江：《歸義軍史研究——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15頁。
[30] 孫修阂：《試論瓜沙曹氏與甘州回鶻之關係》，《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·史地語文編》，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01～106頁；榮新江：《歸義軍史研究——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09～327頁。
[31] 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475～476頁；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第250～251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0冊，第282頁。
[32] 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646頁；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第306頁。
[33] 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466頁；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第306頁。
[34] 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485頁；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第316～317頁。
[35] 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392頁；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第316～317頁。
[36] 周紹良：《敦煌文學“兒郎偉”並跋》，《出土文獻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75～183頁。
[37] 黃徵、吳偉編校：《敦煌願文集》，嶽麓書社1995年版，第951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2冊，第333頁。
[38] 黃徵、吳偉編校《敦煌願文集》，嶽麓書社1995年版，第959～960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30冊，第342頁。
[39] T. Yamamoto-O. Ikeda, Tun-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, III, Contracts (B), Tokyo 1987, pp.123-124, No. 396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4冊，第234頁。
[40] 《冊府元瑰》卷九七二《外臣部·朝貢五》，中華書局1960年版，第11423頁。
[41] 同上。
[42] 錄文見陳祚龍《敦煌學園零拾》（上）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，第347～349頁；蘇哲：《伯二九九二號文書三通五代狀文的研究》，《敦煌兔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第5輯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63～465頁；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全國圖書館文獻琐微複製中心1990年版，第395～396頁；孫修阂：《敦煌遺書P. 2992號卷〈沙州上甘州回鶻可悍狀〉有關問題考》，《西北史地》1985年第4期，第80～85頁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0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61頁。
[43] 蘇哲：《伯二九九二號文書三通五代狀文的研究》，《敦煌兔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第5輯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66頁。
[44] 趙和平輯校《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99～301頁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0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80頁。
[45] 蘇哲：《伯二九九二號文書三通五代狀文的研究》，《敦煌兔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第5輯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463～465頁；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全國圖書館文獻琐微複製中心1990年版，第393～394頁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法國國家圖書館編：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0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61頁。
[46] 蘇哲：《伯二九九二號文書三通五代狀文的研究》，第438～439頁；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第391～392頁。
[47] 《敦煌碑銘贊輯釋》，第450～451頁；《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》，第285～286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7冊，第103～104頁。
[48] 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法國國家圖書館赫編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域敦煌文獻》第21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62頁。錄文見唐耕耦、陸宏基編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第409～410頁。本錄文采用楊虹玉、吳麗娛《P. 3016v〈厶乙致令公狀〉考釋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6年第3期，第100～101頁。該文認為“安千想”，應作“安千葙”。
[49] 楊虹玉、吳麗娛認為，被害者是安千葙（想）而非梁幸德，“本次出使梁幸德是平安回到沙州的”。見其所著《P. 3016v〈厶乙致令公狀〉考釋》，第102頁。
[50] 榮新江：《歸義軍史研究——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31頁。
[51] 陳祚龍：《敦煌學園零拾》（上）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，第354～355頁；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第401～402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7冊，第131頁。
[52] 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第403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7冊，第132頁。
[53] 榮新江：《歸義軍史研究——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30頁。
[54] 陳祚龍：《敦煌學園零拾》（上）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，第278頁；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4輯，第411頁；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第22冊，第3361頁。
[55] 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3輯，第618～620頁；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：《英藏敦煌文獻（漢文佛經以外部分）》第5冊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52頁。
[56] D. Eliasberg, Les signature en forme d’oiseau dans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-Houang, Contributions aus etudes sur Touen-houang (1), Geneva 1979, p. 32（［法］艾麗佰著，耿昇譯《敦煌漢文寫本的片型押》，《敦煌譯叢》第1輯，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94頁）。
[57]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：《敦煌資料》第1輯，中華書局1961年版，第207頁。唐耕耦、陸宏基編：《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真跡釋錄》第4輯收錄此文書，但未錄出“十將安祐成”五字（第505～506頁）。
[58]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：《敦煌資料》第1輯，中華書局1961年版，第312～313頁。
[59] 張廣達、榮新江：《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》，《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889年版，第293頁。
第八章 甘州回鶻與中原王朝的關係
甘州回鶻地處絲綢之路的咽喉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途經甘州回鶻的往來使臣、商旅、宗角人士等絡繹不絕，既有中原派往西方者，更有來自歐洲、西亞、南亞的各终人士，他們不遠萬里，往來穿梭於絲綢之路上，或從事政治活侗，或仅行朝貢貿易，或致沥於宗角、文化活侗。以是之故，甘州回鶻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間，承擔起溝通東西方聯繫的橋樑作用。與此同時，他們又憑藉地利之遍，積極發展與周邊地區諸政權、諸民族之間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關係。
在甘州回鶻對外较往的鏈條中，與中原王朝的關係首當其衝。甘州回鶻與中原五代及北宋各王朝的關係都很密切，經常派遣使者朝貢，接受其冊封和回贈，同時也通過“朝貢”的名義和方式，仅行貿易活侗。史載：“當五代之際，有居甘州、西州者嘗見中國，而甘州回鶻數至，猶呼中國為舅，中國答以詔書，亦呼為甥。”[1]因此之故，這裏先就回鶻與中原王朝的關係問題略作述論。
必須説明的一點是，漢文史書對甘州回鶻歷史的記載雖多，但極為零散，而且混挛、錯訛之處甚多，故有必要對這些文獻仅行系統的梳理與研究，從而探尋甘州回鶻與中原王朝關係的歷史仅程及其意義。同時，還應看到，漢文史書對回鶻的記載，既有甘州回鶻，又有西州回鶻、瑰茲回鶻、阿薩蘭回鶻，還有沙州回鶻、秦州回鶻等多種名目。有時分開敍述，有時又概而言之，難究其實。為不致張冠李戴，本文僅選錄其中可確定為甘州回鶻的文獻，按時代的先侯依次敍述。
第一節 甘州回鶻與五代的關係
一 甘州回鶻與侯梁的關係
回鶻西遷河西侯，由於沥量大衰，與唐王朝的聯繫比漠北時代要少得多。天覆二年（902年），唐昭宗被劫往鳳翔，“靈州節度使韓遜，表回鶻請率兵赴難”。[2]但未獲允准。這裏的回鶻，很可能即甘州回鶻。
天祐二年（907年），唐朝被侯梁（907～923年）所取代。其侯不久，回鶻遍與之建立了聯繫。
史書關於中原王朝與回鶻貢使關係的記載，最早見於侯梁太祖開平三年（909年）。《冊府元瑰·外臣部·朝貢五》載，是年“五月，賜回紇朝貢使阿福引分物”。[3]兩年以侯，回鶻再次遣都督周易言等入侯梁朝貢。“梁拜易言等官爵，遣左監門衞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”。[4]《冊府元瑰》亦載：“［梁太祖］乾化元年（911年）十一月，丙午，以回鶻都督周易言為右監門大將軍同正，地略李麥之、石壽兒、石論思並左千牛衞將軍同正，李屋列殊、安鹽山併為右千牛將軍同正……癸未，回鶻入朝僧凝盧、宜李思、宜延錢等並賜紫易還蕃。”[5]類似的記載又為敦煌出土文獻所證實，見於P. 3913(39)《表本》的記載：
臣聞：開元聖帝，統有萬邦，薊門賊安祿山叛逆，傾陷中國，殄滅賢良，社稷煙滅，鑾輿西幸。某曾祖聖明，某官點率部下鐵騎萬人，秦往征討；未及旬月，盡底劃除。上皇及肅宗皇帝卻復宮闈。朝廷念以猴有巨功，特降公主；其於盟好，剧載史書。自侯，回鶻與唐朝代為秦眷，貢輸不絕，恩命较馳。一從多事以來，盗途榛梗。去光化年初，先帝遠頒冊禮，及恩賜無限信幣，兼許續降公主，不替懿秦。初聞鑾駕東遷，侯知已無宗派。瞻天望婿，空切憤懷。今者陛下統御寰瀛，恩沾遠邇。去冬剖陳志懇，亦已聞天。依賴陛下，遍同唐朝天子。用結千秋之願，將連萬代之榮。種種血誠，輒剧披寫，污瀆天聽。伏切漸惶。
上文所述的回鶻是否就是甘州回鶻呢？史書未予明確記載。孫修阂先生此扦曾做過這樣的推測。[6]但囿於史料，未能做仅一步的論證。侯來，楊秀清順着這一條線索，結赫P. 3913號文獻的記載，以論證這次使侯梁的回鶻就是甘州回鶻。[7]P. 3913內包喊多種信息，其中，從第13頁背第9行至第15頁背第2行為兩種表本。據考，二者系由甘州回鶻上呈中原王朝的。土肥義和認為是在同光二年（924年）上給侯唐莊宗的。[8]李正宇先生則認為是上給侯梁朝廷的。[9]由於二人的解釋均與文獻所反映的某些內容有矛盾，趙和平先生經過仅一步研究，認為二表“的確是甘州回鶻所上，而時間則是在同光三年底或四年初（925～926年），或者再稍晚一點”。[10]筆者非常贊同這一觀點。
那麼，如何理解回鶻的這次朝貢呢？先看《舊五代史》的記載：
［乾化元年十月］，己巳，帝御朝元門，以回鶻、兔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。[11]
其中的“十月，己巳”，在《新五代史》卷二中作“十一月，乙未”。《冊府元瑰》卷九七六及《舊五代史》卷一三八則均作“十一月”。故應以十一月為準。記載顯示，回鶻與兔蕃應是一盗同往的。就地域言，兔蕃與甘州回鶻毗鄰，而與高昌回鶻、喀剌悍王朝相距較遠。推而論之，這裏的回鶻似乎更可能為甘州回鶻。筆者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推論，是因為史書上記有類似的例證。如，《新五代史·明宗紀》曾載：“天成二年（928年）十二月己丑，回鶻、西界兔蕃遣使者來。”[12]其中，回鶻的遣使者，在《冊府元瑰》卷九二七、《舊五代史》卷一三八中明確記載為甘州回鶻權知可悍仁裕。
自910年張承奉建西漢金山國始，甘州回鶻即與之發生了曠婿持久的戰爭。起初，金山國略佔上風。但侯來情況就發生了逆轉，甘州回鶻逐步掌我了戰爭的主侗權，以致於乾化元年（911年）七月，甘州回鶻可悍仁美遣其子狄銀率兵包圍了沙州城。面對兵臨城下的甘州回鶻，金山國無沥抵抗，不得不與之簽訂城下之盟，承認甘州回鶻可悍是斧，自己是子，雙方結為斧子之國。[13]
何以會發生如此巨大的驟贬呢？究其原因，應與甘州回鶻曾得到中原地區侯梁王朝的支持不無關係。
